第一，对解决贫困问题的意义有科学理解和自觉担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穷的地方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显著提升，就难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第二，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工作内容有精准安排。产生贫困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地貌、气候、水利、土壤以及地理区位、交通条件，还有人口规模、生产工具使用等因素。联系我国贫穷的地方、贫困人口的真实的情况，党中央提出了“扶持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户、因村派人、脱贫成效”六个方面的精准设计，对贫困对象精准施策、专项施策、组合施策，从而取得了较好的工作效果。这也充足表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
第三，对解决贫困问题的具体途径和手段有系统方案。在具体途径和手段上，提出“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发展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系统解决方案，将“扶贫”与“扶知”“扶智”相结合，形成“授人以渔”的工作机制。
第四，对解决贫困问题的人力、物力投入有多元调度和广泛动员。比如，各行各业发挥专业优势，开展产业扶贫、科技扶贫、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健康扶贫、消费扶贫等。同时，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的大扶贫格局，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的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社会扶贫体系。
第五，不只是关注可支配收入，还对生活品质改善详细的细节内容有全面考虑与落实。在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党和政府将导致贫困的原因、影响生活品质的问题一并加以考虑解决，一步步破解贫穷的地方的行路难、吃水难、用电难、通信难、上学难、就医难等。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事业长足进步，闭塞和落后甩到脑后，开创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就内容而言，口述历史有助于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素材来源。首先，作为一种新的史料类型与来源，口述历史也能丰富文献或其他史料所缺乏的历史细节，并进行相互印证。其次，在“自下而上看历史”史观的影响下，口述历史有助于挖掘与呈现鲜有文献记录的普通群众的生命经历与历史活动，将普通群众纳入党史记录与研究视野。最后，口述历史还能挖掘与记录宏大叙事下历史个体的心路历程、人生感悟与精神风貌等主体性信息。
就方式方法而言，口述历史有助于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多元方式与创新手段。在7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口述历史已形成兼具传统和创新特征的多元呈现与传播形式，最重要的包含书籍出版、报纸连载、音频与有声读物、广播节目、纪录片、博物馆与多媒体展览、文化保护与遗产计划、语音导览、戏剧作品、舞蹈设计与网络站点平台等。而作为一种教育（教学）手段，口述历史则是指出于教育目的而记录、整理、保存、利用与传播口述历史资料。
就目的而言，口述历史有助于将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为进一步探索与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提供决策参考。口述历史既能深入挖掘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的理念、动机、思维方法、行为特点，也能及时倾听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愿，进而了解政策实施效果与相关公众回应。
制度建设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保障和关键环节，可为政治生活赋予规范性与强制性的权力结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秩序状态、约束性与引导性的行为背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度建设经验的凝练与总结，更是党对不同发展阶段治国理政新经验的探索和实践。因此，整体审视党治国理政中重大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把握这些制度创新的基本特征，有益于理解和认识我们党制度建设的总体规律，从中获得对当下与未来制度建设有益的经验启示。
首先，党创建了一整套以党的建设引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其次，党开拓了各环节全方面覆盖且有机联系、紧密衔接、优势互补、系统完备的制度体系，在影响国家发展大局和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环节实现各方面协同共进。最后，党明确了制度建设的改革发展目标、治理效能导向与绩效考核标准，对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的重点层次加以优化。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凸显，党在治国理政过程中愈益重视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制度创新与改革发展、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辩证关系。这种优化集中体现为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之后，党协调并调整各方面利益关系，运用灵活弹性的宏观政策与具体策略，在制度建设的目标设定上进一步凸显人民群众获得感、安全感与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引导制度体系的良善运行；在制度建设的导向设置上提升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的结合度，增强制度建设的现实关怀；在制度建设的标准设计上规范相关层次的考核指标、操作方法、机制流程，优先处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落而满盘活”的治理事项，强化绩效考核的制度建设。
积极促进就业，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收入是消费的前提，而收入的前提是就业，就业乃民生之本。实现更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坚持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强化各方面重视就业、支持就业的导向。扶持中小企业在其中特别的重要，因为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新增就业来自中小企业。
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结构共同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潜力和消费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提高收入水平，缩小收入差距进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实质要义就在于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解除后顾之忧，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居民面对失业、医疗、养老、子女教育、住房等领域的风险和不确定时，理性的选择必然是增加储蓄和缩减消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使城镇和乡村居民释放这些后顾之忧，将收入更多地用于消费支出。从当前来看，着力点既要放在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上，更要放在逐步的提升保障水平上。在具体操作上，逐步将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上升到全国统筹和逐步将双轨运行的社会保障实现并轨，是需要取得实质性进展和突破的重点和难点。
生产和流通与消费升级相匹配。设定这样一个场景，居民有就业、有收入、有保障，愿意消费而且消费得起，但是国内市场并没提供令其满意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样的消费需求就会蛰伏下来，或者变为他国的出口。从生产供给到消费需求的中间，普遍还有一个交换流通的环节。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慢慢的变成了趋势，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场景不断涌现。这就要求一方面建设好线下的消费中心与社区便民商业，另一方面构建起“智能+”或“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七十余年的发展，党在长期治国理政实践探索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2019年11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系统总结梳理了党治国理政中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其中具有许多新内涵和新特征。
在宏观上，这次会议不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性质和定位做出了掷地有声的界定，而且对其显著优势进行了科学总结，即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不仅系统总结了中国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制度奥秘，而且还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总体目标，并部署了实现该总体目标的具体工作要求，即“十三个坚持和完善”，使得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线图更加清晰、时间表更加明确。
在中观上，在一系列治国理政的制度体系上实现了继承与发展。这次会议不仅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等，更是明白准确地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更强调和依靠制度治党治国。这一系列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有机有序地串联起来，共同组成了一个更美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
在微观上，提供了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在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深层次地融合的基本遵循。在具体实际的要求中，这次会议首先提出的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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