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新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全局，识别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是关键。实践表明，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能否有效识别新发展阶段影响经济运行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的体现。
正确认识把握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研究制定重大经济政策的起点。中央提出这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具有着强烈问题意识和鲜明问题导向。当前，我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的战略目标。纵观全世界，先行工业化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是既定事实，更遑论提供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和经验。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快速推进，也已经对传统经济理论和宏观政策实践带来非常大挑战，过去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实践，却没有对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如对资本进入平台经济形成垄断势力等问题的认识，经济理论已远滞后于实践发展，全世界范围内都面临着如何调整反垄断监管框架的难题。只有立足中国实际，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以此作为经济政策的起点，才能构建起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
坚持强化能源安全底线意识。“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能源自主保障能力从始至终保持在80%以上，这是我们稳稳端住能源饭碗的底气。未来要逐步加大国内勘探力度，以科学技术创新快速推进资源规模化开发，高质量端好能源的饭碗。
坚持先立后破。我国能源转型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短期内，作为“压舱石”的煤炭仍需保持特殊的比例，同时要全力发展风电、光伏、生物质能等多种清洁能源，构建新能源占比逐渐提高的新型电力系统，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
坚持两手发力。能源转型既要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更好结合，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激发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绿色低碳转型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坚持国际合作。要积极推动能源产能国际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高在全球配置资源的能力，实现开放格局下的能源安全。
挖掘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内涵，不仅能够推动文艺事业的发展，而且能够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中塑造更为深沉的文化认同，并用文化认同所形成的文化向心力、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诚如国际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所说，在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的今天，“国家特性/国民身份的危机成了一个全球的现象”。在这一国家身份特性趋于模糊的大潮中，民族文化的特性日益成了界定国家身份的重要标志，成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只有文化的认同，才能在更深层次上铸牢全国各族人民对于国家、民族的根本认同。也只有文化认同能够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中华文明是没有断流的文明，其根本就在于文化的自我更新与包容吸纳。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深刻把握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防止文化复古主义，也要防止文化虚无主义。须知，故步自封、陈陈相因谈不上传承，割断血脉、凭空虚造不能算创新。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经过科学的扬弃对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和阐释。
共享发展理念遵循发展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并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这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既定目标是一致的。共享发展理念有助于回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何推进的问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有两个步骤：一是到二Ｏ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大目标。二是从二Ｏ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共享发展维度来看，以渐进共享为特征的共同富裕目标，贯穿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共同富裕分为三个阶段：到“十四五”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二Ｏ三五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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