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存款准备金率会不会继续上调?在啥状况下应当加息？人民币升值该不该“一步到位”？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明显的变化后，货币政策应如何运作？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日前接受了本报专访。
问：次贷危机使美国及全球经济面临一定的衰退压力；同时，近期我国部分地区又发生了雨雪冰冻灾情，这一些因素都可能对中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将如何运作？
樊纲：这里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都属于“短期政策”，是要在一直在变化着的情况下保持总供求关系的平衡，所以它的重要特点是相机抉择，不断调整。美联储几个月前还在升息，现在则大幅度降息，就是一个相机抉择的例子。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我们当然也应该根据真实的情况在政策的方向和力度方面做及时的调整，而不应该把宏观政策当成一个长期的战略来加以实施。以前我们有过那种政策过于僵化的教训。我个人觉得，当前货币政策总的方向可能仍应是从紧的，但在不同的时期，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也可以有不同的力度。我相信我们的决策者们会适当地加以把握。
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对一些新的变化反应过度，产生不应有的恐慌。美国的这次危机很严重，房地产泡沫破裂的影响还远远没有充分显现出来，这很可能对美国经济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并波及我国。但是，一方面，美国政府、美联储和发达国家的政府联合刺激经济的宏观政策会起作用，衰退（负增长）是有可能会被防止的；另一方面，对美国的出口占我国总出口的比重已经下降到20%以下，如果亚太地区、石油产出国等国家（这些大约占我国出口的50%）仍有较好的增长，我们对欧洲的出口也因汇率变化的因素能增加，总的来说外部市场的变化不会太大。
冰雪灾害使我国一些地区的生活和生产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总的来说是短期的和局部的，救灾和灾区重建工作本身还会扩大需求。这些都是需要统筹考虑的。
问：美联储频频降息导致人民币和美元利率出现倒挂，并可能加大人民币升值压力，这一些因素又可能会导致国外资金流入，助长流动性过剩。这对货币政策操作会有什么影响？
樊纲：是啊，前面讲的是美国金融危机可能通过贸易的渠道导致我们增长趋缓，而在资本与金融方面，则可能会引起我们进一步面临流动性过剩、投资过多的问题。美国的刺激经济政策会导致美元更加泛滥，利率更加宽松，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热钱流入的规模可能加大。这也正是我们的货币政策还不能放松、还要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流动性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要再强调一下，作为调节总供求关系手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要依据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相机抉择，其中也包括对其他几个国家的经济政策进行反应，因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其他几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是影响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重要因素。
樊纲：在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里，从来都有多种政策工具。我国过去两年运用的工具就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窗口指导等。这五大工具央行去年都动用了。我相信今年决策当局也还会综合运用这五大工具，实现货币政策目标。
问：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5%，创下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的历史顶配水平。有的人觉得，存款准备金率一旦过高，比如超过15%，就会使一些银行的正常经营受一定的影响，对此您有何评论？
樊纲：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对存款准备金不付利息，而我国是付息的，给银行带来的损失相对要小，加上我国银行体系中存在着事实上的“法定的”存贷款利差，因此，我国按损益平衡点计算的存款准备金率理论上说本身是会比其他几个国家高一些的，当然是不是要达到这一点要根据许多详细情况而定。
至于今年存款准备金率还会不会提高，那得根据货币供给和总供求关系变化的详细情况相机抉择，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他政策工具使用的情况，来决定上调与否。
问：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离不开利率杠杆的使用。您认为今年还会不会继续加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应当加息？目前，美联储已进入减息周期，这会不会压缩我国的加息空间？
樊纲：我国目前的利率水平相比来说较低，物价水平相比来说较高，一些短期存款的真实利率仍为负利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中存在着加息的压力。
但是否加息还要权衡其他因素。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其他几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假如美联储持续降息，对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如果不顾及这个因素，将可能加大国际投机资本的流动。
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工具中，价格杠杆和数量杠杆达到的效果有时候是一致的，不一定非要通过利率的调整达到目的。是否较多地运用其他数量调节工具、较少运用利率这样的价格工具，同样是需要决策当局进行相机抉择的。
问：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会不会加快？有的人觉得，人民币升值应当“一步到位”，这样做才能够彻底打消境外“热钱”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样的设想您觉得可行吗？
樊纲：首先，人民币汇率一次性升值到多少才算“一步到位”，换句话说，稳定的均衡汇率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不是静态分析能确定的。有的国家提出人民币应升值27%。然而，如果线%，由于生产活动还是回不到那个国家(当然可能转移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结果还是解决不了这一个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于是他们过不久很可能再次要求人民币进一步升值。更重要的是，在汇率的另一端，美元在不断贬值，人民币可能怎么升都不会“一步到位”，因为你升值后，美元可能又要贬值，那么均衡汇率水平会再次发生变化。
其次，如果在不知道均衡汇率水平是多少的情况下让人民币大幅震荡，会诱发大规模的投机性资本流动，对经济也会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对我国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还很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么做的风险至少不比现在的稳步小幅升值、渐进调整的风险要小。因此，我个人觉得还是应当让人民币汇率随着经济发展而渐进、可控地升值，通过一段时间来逐步达到相对均衡的水平，而不是用经济金融有可能丧失稳定的代价来换取不可能实现的所谓“一步到位”。
至于“小幅升值”的幅度究竟多大，这是需要具体研究的。去年人民币升值速度比社会上预期的要快一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去年美元加速贬值。如果扣除美元贬值的因素，去年人民币汇率依然是小幅升值，这对于遏制“热钱”流入有积极的作用。
今年人民币升值速度多快、步子多大，也要根据内外平衡关系的真实的情况的变化而相机抉择，也要看美元贬值的速度，不需要现在就定一个“死数”。
